对方现在有权干预
在珍珠港事件前夕, 美国人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自己的原则, 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的。我们知道, 我们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不断完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同理, 当日本人推出他们" 各得其所" 的信念时, 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很长时间以来, 不平等已成为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承认由等级制而产生的特权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在这个东方国家里, 统治者也好, 被统治者也好, 都是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习惯来说话办事的。
尽管日本有越来越西化的趋势, 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制森严的国家。人们的每一次问候, 每一次交往, 都必须明确表示出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日本人表达" 吃" 或" 坐" 的意思时, 对不同的人, 他用的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 他要学会区分所面对的对象是家里人、是下属还是上级。日本人从小就得学习行礼, 学习在哪种场合行哪种礼。
在日本, 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 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即使是两个同样的人, 在不同情况下, 他们彼此间表现的亲疏远近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在与自己的好朋友交往时可以不用行鞠躬礼, 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 那个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
在美国, 人们一回到自己家中, 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 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观察礼仪的地方。母亲背着婴儿时就会用手摁下婴儿的头, 教婴儿懂礼节。幼儿刚会摇摇晃晃走路时, 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 孩子要给父亲鞠躬, 弟弟要给哥哥鞠躬, 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 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 它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内涵, 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 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 对方现在有权干预; 而受礼的一方也表明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性别、辈分、长幼的不同构成了等级制度的基础, 是家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些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 最容易发生的感慨, 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 老是碰上好事, 至于才智上的差距, 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 仅凭一篇作文, 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 一篇作文, 让他接连窜升了四级。这种好事, 对于现在的人们, 连做梦都不要想, 也想不出。然而, 且慢嫉妒, 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 第一场国文, 作文题目是" 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老兄一时兴起, 在考场上考证起" 规" 和" 矩" 的起源来, 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 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 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 恐怕也会判他跑题, 就算开恩不给零分, 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 奇迹出现了, 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 阅卷之后大喜过望, 提笔给了胡适1 0 0 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 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 所以说, 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 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 如果他按规矩做, 不跑题, 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 。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 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 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 就都没了, 那么以后" 现代孔子" 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 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 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 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 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 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 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 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 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 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 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 居然还挑三拣四, 批评学校的楼之类不够中国楼化, 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 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 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 楼变斯楼, 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 成了大牌教授, 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 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 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 授课时每逢开饭, 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钱穆和胡适的好事, 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 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 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 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 贬为差生, 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 而给他满分呢? 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 没有学历的陈寅恪, 毕竟有这种经历) ? 从清末办新学以来, 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 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 都充斥了博士, 甚至是海归的博士, 但是, 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 没有了胡适, 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 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 但是, 他最近说的一句话, 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 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 居然是一个时代! 后现代的荒诞, 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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