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仅对战俘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 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 对天皇都虔诚崇拜。其中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深深影响了日军的战斗风格, 比如只要取得胜利, 不会考虑牺牲的人数。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 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美国官方认为, 之所以授予乔治将军勋章, 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觉得：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 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 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 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一次次的救援行动, 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 " 雪中送炭" 不仅仅只是英雄主义的行为。
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美国人在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称作" 懦夫行为" 。在日本人看来, 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 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无价值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将是一个问题, 而要治疗这些伤员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在这里, 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 我们这样对病者的治疗实际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 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安上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战争中, 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 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 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 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 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 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 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 撤退计划" 。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 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 那么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显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依美国人的标准, 日本人不仅对战俘, 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一位上校军医讲述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 在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 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 盟军的军医经常照顾盟军的战俘, 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给日军战俘看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 后来他成了一个巡官。而那个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 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而且根据国际协议, 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 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 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 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 他惟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 那他就" 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 。他丧失了名誉, 那个以前的他已经" 死" 了。
也论文人的舌头之影响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 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 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 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 无论晋升还是保级, 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 那时候的张仪, 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 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 有了舌头, 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 从推荐变成考试, 但做官的人, 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 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但开会的时候, 总要说话, 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 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 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 但直接拍, 当面拍, 毕竟立竿见影, 喜笑颜开。其三是" 忽悠" , 想法让别人相信你, 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 但凡要说话, 就有风险, 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 比如朱温和朱元璋, 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 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 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 柳木怎么能做车轴, 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 危险就更大, 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 伴君如伴虎, 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 人家龙颜大怒, 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 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 做官要多磕头, 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 为了防止说错, 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 模棱" , 含含糊糊, 藏头缩尾, 到处留下活扣, 见机行事, 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 经验" , 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 大批特批, 说实在的, 其实这些招数, 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 又要让人说, 说错了就要挨整, 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 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 他偏说西, 上司说西瓜好, 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 不知有多少, 但是, 不吸取教训的, 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 给皇帝提意见的, 学名叫诤谏; 一种是自说自话, 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 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 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 在明朝之前, 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 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 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 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有在非常时期, 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 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 外戚、宦官换着专权, 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 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 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 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 闹学潮, 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 打的打, 杀的杀, 抄的抄, 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 宦官再一次专权, 这一次更厉害, 干脆做了" 立皇帝" , 士大夫又嚷了起来, 结社集会, 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 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 一直打到稀烂, 断了气。
然而, 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 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 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 所谓, " 得罪名教" 者。东汉的王充, 非孔刺孟, 由于当时法网不严, 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 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 当爹的制造孩子, 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 而子之于母, 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 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 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 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 读了几本佛经, 就混说乱道, 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 有头无尾, 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 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 行申( 不害) 、韩( 非) 之政, 但却不能说破, 偏这个李贽, 公开说申韩的好话, 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 李贽以古稀之年, 被捉将官里去, 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 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 白日见鬼, 只有吕留良、曾静案, 才是真的" 大逆不道" 。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 鼓吹反清, 虽然未必得罪名教, 但在华夷之辨上, 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 于是, 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 吕氏一族, 满门抄斩。看来, 文人最大的祸患, 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 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 天下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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