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露天的咖啡座里

       世界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出自法国, 世界上最为流行的高级时装来自法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时装之都。许多人以身着巴黎时装为荣, 西方上层社会更以法国名牌时装来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

       世界时装中心自西班牙移至法国, 是在路易十四时期, 他是位对时装怀有极大兴趣的君主。2 0 世纪以来, 法国国家首脑继承了帝王的传统, 重视服装业的发展。法国设有金针奖和金顶针两项时装设计大奖赛, 鼓励设计师们发挥其才华。1 9 4 3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则给予时装业者的作品与艺术、文学作品同等的荣誉。所以, 时装业在法国已不是单纯的纺织工业的一部分, 它已成了一种时装文化。

       法国时装业享有盛誉的原因有三:一是选料丰富、优异, 敢于别出心裁, 为一般时装业所不及, 甚至连羽毛、铝箔、稻草等都能成为时装的材料; 二是设计大胆、技术高超, 时装大师们对生活观察深刻细致, 对人们需求敏感, 富于想像力, 敢于标新立异; 三是服装模特享有特殊地位, 专门为某位特定的高级名模订做的时装有利于她们表现出该款设计的内在思想。

       法国时装分为高级时装和现代时装两种。凯旋门是各种服装店最集中的地方。由大服装公司主办的妇女杂志《她》、《玛丽·克莱尔》等都以极大篇幅推出最新设计。体现个性是巴黎时装业追求的目标, 他们的口号是" 时装不卖第二件" 。

       法国时装业正经历着三大变化。第一, 从过去生产高级时装为主转向以生产成衣为主。第二, 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 向系列化方向发展。即除衣服外, 首饰、手袋、发型甚至香水的香型都成为整个时装的构成部分。这一方面加强了时装的整体感觉,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法国首饰业、美容美发业和香水制造业的发展。第三, 采取多国战略, 以出售许可证、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形式, 开拓国外市场。

       丰富的农产品为选料广泛、用料新鲜、做工精细、滋味鲜美、花式品种繁多的法式菜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之经济发展起步早, 推动了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迅速发展。法国菜在西餐中最著名, 影响最大, 地位最高, 被称为西方文化最亮的明珠, 以至世界各地的西餐馆都以能够拥有法国厨师和能烹制法式菜肴而感到自豪。

       法国菜在原料使用上的特点是鲜、精、广, 法国菜在烹调上讲究制作精细。以原汁原味著称, 并且喜欢用酒调味, 在使用酒时不仅量大, 而且用酒的品种繁多, 例如, 制作清汤要用白葡萄酒, 烹制海鲜要用白兰地, 烹制肉类和禽类要用雪利酒, 烹制野味要用红葡萄酒, 制作点心和水果要用甜酒。此外, 法国菜还精选许多蔬菜用做配菜。

       法国的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全国城乡, 而且几乎到处设有露天座。咖啡店内有不少座位, 但是人们更喜欢坐在店门口占用了人行道一角的露天咖啡座, 在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一边悠闲地慢慢啜着咖啡和饮料, 一边注视着匆匆走过的行人, 好似在尽情地欣赏这个世界。人们或与朋友高谈阔论, 或沉思默想, 或看书读报, 或写信做作业。咖啡座是法国浪漫甚至带点诗意的文化的一部分。法国诗人魏奠尔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的心失落在这里, 我的梦失落在这里, 在这露天的咖啡座里, 我看见巴黎的春夏秋冬……。"

       看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 尤其是南方农村, 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 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 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 不仅乐此不疲, 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 山已不是那座山, 河也不是那条河, 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 但毕竟族谱修了( 而且印制成册, 出版发行) , 祠堂盖了, 祖宗牌位供起来了, 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 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 言里言外, 多少有点" 沉渣泛起" 的意思, 总是习惯用" 把持" 、" 干扰" 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 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 。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 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 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 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 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 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 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 这的确是常识, 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 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 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鞭笞" 、" 沉潭" 、" 封建压迫" 之类的丑恶。应该说, 复兴之后的宗族, 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 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 只要不带偏见, 都能看到的。可是, 常识虽是常识, 让学者回归常识, 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年原来的恶评, 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 成见" 。以来, 在土地改革中, 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 也要被划为" 公堂地主" , 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 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 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 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 或者说, 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 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 恢复祖宗牌位, 轻则丢官, 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 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 四大绳索" 之说, 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 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 也革了宗族的命, 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 多半命要丢的。

       1 9 3 0 年, 李立三当家, 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 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 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 丢到茅坑里, 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 都算是暴动了。看来, 基层农民党员, 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 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 最早启于" 五四" 。早期的中共领袖, 大多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五四" 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 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 我们在" 五四" 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 看到的往往是" 家族" 这个字眼, 但中国的家族, 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 是一代" 五四" 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 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 号召取消家庭, 取消名字( 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 , 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 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 五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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