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生活中不难观察到
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 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对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时, 就造成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为了预防、控制和消灭传染病, 必须采用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的综合措施, 以达到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作用。但在采取这一模式进行预防时, 有许多心身问题值得考虑。许多传染病在人群中带菌率很高, 但发病率却不高, 且不能完全由免疫学说来解释, 尤其是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更是如此。结核病是一种以生物因素作用为主的传染性躯体疾病, 致病因素是结核杆菌。但是结核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患者本人亦常常存在复杂的心身问题和情绪障碍。例如青春期年轻人, 由于代谢内分泌机能变化大, 免疫功能不稳定, 本人活动范围大, 环境变化多, 不太注意劳逸结合, 这就增加了对肺结核的易感性。因此青春期肺结核患者具有一定的心身反应特点, 对疾病防治和预后关系甚大。实际生活中不难观察到, 长期忧虑、悲伤、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卫生常识等因素, 均与结核病发生、发展和转归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中同样存在着行为医学问题。比如, 使用免疫预防接种的某种疫苗时, 除了考虑其生物学效力之外, 还要考虑其社会心理可接受性, 包括剂型、给药方式、制剂的感官形状等,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制剂的权威性。而所有这些生物学效力之外的因素, 都与行为医学有关。
传染病的预防不仅在宏观上要利用行为医学的原则, 在微观上也有许多行为医学问题需要考虑。任何宏观控制措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学龄前儿童有模仿、爱动的心理; 学龄儿童有好奇、求知心理; 年轻人有好胜心理; 中年人有顾虑、担心等心理特征。因此, 在实施各种预防措施时必须予以注意, 要考虑个人的可接受性, 并且针对不同心身特征, 采取不同的教育、指导措施, 做到掌握心理, 运用心理, 激发、诱导、促进心理免疫。
你需要寻找自我意识的审美风格
审美地认识并观照自己, 将自己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 塑造" , 已成为大众文化的时髦之举。人类在改造、征服了自然以后, 便要对社会与人类自身加以重新规划和设计。这种起初是指向人的未来的设计, 随着以人类的自我伤害而告一个段落, 在某种意义上, 似乎是宣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神话的破产。于是, 人们开始了专注于当下生活的设计。
人们对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的信条坚信不移, 因此世界必须以人的存在为目的、条件、前提; 而人只要通过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合乎逻辑的、和目的性的认识和把握, 就成征服自然, 同时也就达到了人的" 自我实现" 。如我们所看到的, 人类的工业现代化运动, 以技术为动力, 在征服自然方面获得了空前成功; 人类进而又向对人类起限制作用的社会发起挑战, 以现代工业文明实现对世界文明的征讨, 以至于将全人类全面引向征战。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随后的持续几十年的" 冷战" , 人们拥有了可以将人类" 社会" 摧毁几十遍的庞大的" 核" 物质力量终于, 到本世纪后半叶, 人类的野心有了收获。这就是：由人类的雄心勃勃的征战和四面出击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加剧、生活质量下降、人文精神式微、整个人类陷于空前的生存论的危机。人类为自身设置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存在论境况：人类在" 成功" 实现了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的同时, 也取消了自然对人类的一贯性的保护和支持; 人类在实现了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后, 人类文化的生动丰富性也因此而濒于丧失; 人的自我意识在经历了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历程以后, 终于对人类自身开始了与曾经对待自然那样的征战。独断论的强权意志与抽象理性" 一票否决权" 的获得, 更开始实施了对人类精神的疯狂的、持续的摧残和剥夺。至于形式对内容的消解, " 雅" 对" 俗" 的居高临下的蔑视和嘲弄, 意识形态之于大众文化的敌视和霸道, 直至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如何被精神抽离化为所谓类存在的" 本质" , 客观异化物社会的政治、法律、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等, 形成了一股合力, 实现了对人自身的当代形象的扭曲和塑造。人的实体性被还原为赤裸裸的物质, 而人的精神则被蒸发为抽象的、孤立的关于人的" 数字化" 规定。在人的生存越来越向着非" 人态" 方向弥散、转移的同时, 而外部强制力的一些方面, 则以最抽象、最权威、也是最神秘的无所不在的" 权力方式" , 则实现着对人的前所未有的强力专制。
这是一个充斥着全面的内、外部对抗和张力的泛政治学的时代, 因而就连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基础、前提及其存在论的基本内核, 也只能仅仅或以社会法权的形式, 或以类特征的方式向人的自我意识呈现。对当代人而言, 为自我意识所把握的除了主客体间、主体间、及主体内的种种抽象关系, 以及对人起支配、控制作用的似是而非的符号抽象及诸抽象关系的说明, 让所有个体的" 自我意识" 感到被肢解的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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