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
健康教育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 从一时一刻到一年四季, 从生产、工作、学习到生活、社交, 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 都有大量的卫生保健知识需要人们去了解和掌握, 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单纯从生物学角度去掌握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知识已远远不够, 而应该从心理、社会、行为这个更广泛的领域去了解致病因素, 掌握更广泛的增进人类健康和防治疾病的有关知识, 如环境保护、生态学、遗传与优生、心理行为等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健康教育包括了社区健康教育、农村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教育、家庭健康教育、老年健康教育、妇幼健康教育、公共场所健康教育和各类疾病的健康教育, 其对象具有广泛性, 不分民族、地区、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的全部社会人群, 因而也决定了健康教育的全民性。也就是说, 人人需要健康, 人人需要保健, 人人都有接受健康教育的必要。
健康教育是通过反复的努力, 通过人们对增进健康、防治疾病、培养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 由改变个人行为到改变群体行为, 乃至改变社会行为和组织行为。所以说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 而人的行为是个体心理特征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反应。近十多年来, 由于科学和社会进步, 我国疾病谱与死因谱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心身障碍所引致疾病已明显高于环境因素、生物学因素和保健服务因素所致疾病。例如占死因前三位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 与其说是对人类的挑战, 不如说是不良生活方式和心理行为对人类的挑战, 因为它们都已被证实为发病的重要因素。因此, 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应当转移到改变人们不良生活方式和心理行为、推广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行为方面上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美国在2 0 世纪7 0 年代初曾制订了一个" 宏伟的" 防癌规划( 称为阿波罗防癌规划) , 由于当时把战略重点放在生物医学方面, 结果以失败告终。近年美国又制订了一个防癌规划, 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生活方式、心理行为的改变上, 如开展戒烟、减少吸烟率、控制脂肪摄入量、增加纤维素摄入量等措施, 预期可使癌症死亡率降低5 0 ％。这绝非空想, 因为美国制订了防治心血管病的改变饮食习惯要求, 结果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相应下降3 7 ％和4 3 ％, 显示了自我保健的威力, 而建立自我保健的意识, 主要依靠健康教育来实现。
目前由于心身障碍所致疾病的范围已愈来愈广泛, 如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哮喘、溃疡病都是明确的心身疾病, 还有人把红斑性狼疮、恶性肿瘤、妊娠毒血症等也归入心身疾病的范畴。根据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心身疾病的患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在综合性医院初诊病人中占1 / 3 左右。培养人们比较完整的健康心理素质, 提高应对危险因素的能力, 加强自我保健意识, 是预防心身障碍的基础。由此可见, 在健康教育中如何防治心身障碍具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大力宣传教育, 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突出行为医学在健康教育中的地位。
文化之回到日常生活
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 不仅在社会精英的眼里不值一哂的, 就是社会大众自己也常感自形残秽。因而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东西, 即使不全盘否定, 似乎也是应给予必要的改造和批判的。而日常生活连同社会大众, 更是不能拿来示人, 登上主流社会的大雅之堂的。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知识学的话题, 被国外思想学术界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而我国的知识界, 对日常生活的专注, 似乎才刚刚开始。这显然与我国现代社会学研究晚起有关。其次, 更多的或许是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 而导致日常生活的偏见与大众文化的歧视。本世纪末绵绵不断的文化热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兴起, 开始改变着这一状况; 而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意识形态批判, 则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审美文化领域问题总的研究基础上, 使得日常生活的概念终于被更多地提及。不久前看了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斯赫勒所作的《日常生活》一书, 结果得出了一个结社会常生活" 确立为整个人文论, 那就是除非我们将学研究的知识背景, 否则我们就无法在真正社会存在论的意义和知识学的基础上, 真正把握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当代历史。
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即" 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在生产要素的集合" 。在这个简洁的定义中, 我们看到, 日常生活将具体个体的生活及其再生产, 设置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的社会存在性条件与前提。将日常生活界定为涉及到每个人的具体社会存在( 个体再生产) 的基本要素与条件及其相关社会领域, 日常生活就成为同时关涉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具体个体的存在及其历史, 以及体现于其中的抽象结构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具体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日常生活回到自身领域, 以及人类的社会存在向其日常生活领域的回归, 首先须经历一个" 非日常化" 的过程。这无疑是人类理性的一大悖谬及生活奇观, 而且也是人类的社会知识理性首先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当我们从纯学理的视角研究关于" 回到日常语言" 的知识理念的表述中, 同样可以看到了" 回到日常生活" 的社会学理论范型的历史发生。日常生活作为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 以及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具体个体的活动, 理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与对象题域之一。通常看来, 似乎日常生活是缺乏" 精神" 的, 必须由社会意识形态赋予它们以精神结构的内核。我们曾经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知识阐明; 但我们在更多情况下还是将人看做是本质上的抽象物。以至于关于人的"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的整体观, 同"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个体论的立场之间, 同样具有极其相似的形而上学的偏见。我们将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来研究, 以至于根本上忽略了它的超出了抽象本质的个体性关系存在这一点。而日常生活, 将抽象的社会结构还原为生活的背景性构成, 突出了作为实践主体的社会成员的存在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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