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为了坚持真理
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与奋斗, 都与名利有着不解之缘。有意正视这个问题也好, 无意正视这个问题也好, 客观现实需要每一个人对此有个正确的心理导向,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 最终有一个适应于人才发展需求和客观环境许可的行为方式。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且极易诱发其他多种因素产生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名和利, 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 而是有着特定内涵和意义的概念。就名而言, 有被赞颂的美名, 有被传颂的英名, 有被诅咒的恶名。古往今来, 有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他们顺历史潮流而动, 兴国家之伟业, 助百姓之实利, 虽死犹生, 美名永存; 但是另一些人, 或逆历史潮流而动, 成了国家和人民的公敌, 或欺压百姓, 践踏真理, 或贪赃枉法, 丧尽天良, 总之, 他们臭名昭著, 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利而言, 有光明正大的利、辛勤劳动的利、做出奉献的利, 也有罪恶的利、卑鄙的利、昧着良心的利,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作为现代人, 对种种平均主义思想不能熟视无睹, 而应该勇敢地倡导通过正当的努力达到名利双收, 否定平均主义。只有这样, 才能极大地激发人们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愿望, 造就大批敢想敢干的人, 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观念, 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今天, 我们再也不能离开物质利益去高谈阔论了。事实很清楚, 在当今时代, 好逸恶劳的人成不了名, 耽于空想的人成不了名, 靠说假话、做表面文章也许可以蒙蔽一时, 那也是徒有虚名, 迟早会名誉扫地。惟有矢志开拓、务于实干而贡献突出者, 才能得到公认, 名扬社会。让这样的名人多得一些" 利" , 对他们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汗水和心血给予报偿, 是天经地义的事。既然按劳分配的原则寄托着现阶段人类的崇高理想, 那么, 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 名利双收" 就是很光彩、很道德的。因此, 作为现代人, 尤其是年轻人, 就要具有别于常人的气魄, 敢于大胆地追求名利, 并通过这种追求激励自己, 鼓起奋斗的勇气, 在与消极的传统彻底决裂的时刻, 走向人生的光辉顶点。
的确, 在人生的旅途上, 人们经常会遇到毁誉问题。如何对待毁誉, 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水平。毁誉即是说一个人名声的败坏。因此, 历来就有人主张要注意个人品行和道德的修养, 注意声誉。可是, 生活中往往有比个人的声名更宝贵的东西。有时为了坚持真理, 就要得罪一些人, 以至于招来" 毁誉" 之灾。
看人文精神的复兴与重构
我们转眼已经来到了千年之交的1 9 9 9 年。在自然史上, 它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于其它年代的特别意义。但我们却真切地感到, 中国人真正开始了其" 后二十世纪" 的崭新的文化新世纪了。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激情的文化新世纪, 而且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时代性成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显得愈加轻松起来了; 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进程之中的生活" 审美化" 图景, 或者审美的" 生活化" 图景, 正在成为这个文化新世纪的现实标志。
我们本来就有着" 乐感文化" 的悠久精神积淀, 是一个不知" 忧患意识" 为何物的民族; 但正因我们曾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专制压迫之" 痛苦" , 这才锻炼出国人的超常的" 耐挫力" 和" 忍辱负重" 的精神品质。不过一般地说" 国民" 、" 国民性" , 并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依照一种说法, 真正体现了一个民族精神的, 实际上是在民族中占少数的知识分子" 精英" ; 正如歌德看到骑在马上的拿破仑时, 在他身上看到了" 时代精神" 。这儿实际存在一个悖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但时代精神却只是在少数人身上得到体现。这在英雄时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但当我们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时, 这样一种概括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大众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崛起, 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精神风尚变革的一个总体面貌, 同时也直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现实。正如马克思在某个地方所指出的, 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人的审美能力与审美需求, 作为生产劳动与交互作用的产物, 是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历史丰富性。审美文化可以恰当地看做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对现实的具体实践性关系, 包括在" 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 观念形态的方面。
审美文化的出现, 一些知识精英对此是存有疑虑的。审美文化的确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经典的实现形式, 是" 工业文明" 和" 商业社会" 的产物, 也是" 后期资本主义" 文化的典型象征。所以在一些思想家看来, 不仅资本主义同文学艺术根本上是相敌对的, 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对物质消费的狂热追求更直接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 甚至是永久性的衰退。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与人的精神生活的绝对赤贫,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 人态" 性灾难的直接印证。审美文化的出现, 而且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出现, 简直不可思议。在一些人看来, 这可能是一种现代工业社会自发的人文精神补救; 而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 它却是" 后期资本主义" 时代所绽开的一朵" 恶之花" 。
所谓" 人态" 危机, 可以恰当地比作是人类精神方面的存在论的危机; 它源于作为人类尺度和标准的文化象征系统的失落, 进而导致时代生活的普遍人文精神的沦丧。人的确是极其" 物质化" 的, 但人类对自身的精神方面却常常给予更为深刻的关切。比如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众文化, 当知识分子在里面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时, 因而不满足于审美文化的精神性匮乏, 而发出了对时代的人文精神的呼唤。个中原因部分地来自于因既有文化传统的丢失、而新的人文传统和文化象征体系难以构建, 而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精神失重。此外, 人文关怀始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之所, 他们试图作为人类的代言人, 代上帝替人立法; 因此在他们心目中, 唯有" 精神的人" , 才足以作为世界万物的尺度和社会文化的标志。所以经典的前工业文化时代, 总是以其体现了经典人文精神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象征体, 系作为现实生活的尺度和评价的依据的。因此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本身,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看做对希望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 回到经典" 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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